三进北平，三次潜伏
1941年6月26日，位于北平西直门内大街114号的元通祥绒线铺来了一位新的记账先生。
看上去，这位记账先生对北平比较熟悉，干起业务来也颇为熟练。可事实上，他是第一次来到北平，此前也几乎从未接触过账房工作。
他叫张友恒，是前不久秘密潜伏到北平的中共地下党员。记账先生只是他的掩护身份。
1940年，抗战正处在战略相持阶段。在华北地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成为对日伪作战主要力量。
为更多了解敌人动态，特别是北平、天津等敌占区的情况，我党急需派人进入北平、天津架设电台，建立地下通信网络。经慎重考虑，中央社会部决定派张友恒秘密进入北平。
张友恒出生于1919年，河北昌黎人，曾在莫斯科学习过无线电技术，1939年至1940年在延安中央社会部担任电台台长。被选为潜伏人选后，张友恒开始仔细了解北平城内生活的细节、风俗，预编好应付敌人盘查的说辞，甚至对衣帽鞋袜等也做了精心的准备。
1941年3月，在地下党员陈叔亮的安排下，张友恒第一次进入北平，在义和冰窖（中共地下交通站）经理陈耀华家中落脚。此后，为方便工作，陈耀华出面用500元钱收购了元通祥绒线铺，让张友恒以记账先生作为掩护身份。
“上班”以后，张友恒的主要任务是和地下党员何长谦配合，制造一部发报机。
两人虽然会使用发报机，但都没有机器组装经验。况且，那时候他们手头连机器零件都没有。当时日伪在北平对电讯器材的管制非常严格，为完成上级任务，张友恒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一边想办法从国外购买发报机零件，一边自学发报机组装知识。
好不容易凑齐零件后，他们秘密找到了一个外国医生开的诊所来开展工作。8月的北平酷热难耐，两人白天不敢开窗，晚上不敢开灯。总算组装好发报机后，他们却无法解决发送信号的关键技术，不得不暂停了相关工作。张友恒将实际情况汇报后，上级决定电台不再由城内组装，改为根据地组装、调试好后运进城内。
虽没能顺利完成发报机组装任务，但张友恒始终不怕困难、积极工作，充分展现了地下党员应有的意志品格。在这次潜伏中，他一直在暗中布置秘密情报网，为后来的潜伏打下初步基础。
1942年5月，陈叔亮引起了日本宪兵队的怀疑，被突然拘押。张友恒被迫从北平撤退，暂时结束了他的第一次潜伏任务。
短短一个月后，张友恒第二次进入北平。这次他接受的任务是检查秘密交通线的安全状况。
这条交通线以满城四里营伪村长家为第一个点，以保定火车站一家客栈为第二个点，以北平东城北锣鼓巷为第三个点，形成了一条隐秘的情报传递路径。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张友恒沿着这条秘密交通线，逐一检查了各个联络点的安全状况，为党组织在北平地区的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完成任务之后，张友恒秘密撤离。
1946年9月，张友恒第三次来到了北平。这次的任务尤为关键，主要是负责架设一部全新的秘密电台，以加强党组织之间的通信联络。
这一次，张友恒不再以记账先生的身份活动，而是以怡和化工厂营销主任的身份作掩护。这家工厂的厂长是陈耀华的儿子陈庆霞。
为安全顺利地把电台带入城内，张友恒设法通过关系租用了国民党长官部的轿车，还约上一位有名的交际花陪同，出入城时就没人敢检查。
在郊外，张友恒见到了与其接头的地下党员刘致祥，以帮朋友忙的名义，把刘致祥自行车上的“东西”（电台）捎进了城内。
这一次潜伏，张友恒不仅打通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部门，还专门发展内线情报人员成立了特别情报小组，源源不断地传递出有价值的信息。
然而，自1948年4月下旬起，北平情报组织周边不断出现险情，又相继发生几起外围情报人员被捕事件。张友恒旋即离开北平，转移到了天津。在天津，他继续加强秘密交通线建设，工作卓有成效，仅在有紧急事务时才临时返回北平。
（年轻时的张友恒）
智斗日军，救妻脱险
从事地下工作极其危险，任何一个小的疏忽都有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为便于张友恒进入北平后的身份掩护和工作开展，组织决定将他妻子周时调入北平。可没想到，因当时负责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制作“良民证”时的一个疏忽，周时在前往北平的路上便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
危急关头，张友恒深入虎穴，与周时暗中配合，运用精湛的演技和谋略帮周时顺利脱险。
这要从1942年2月初说起。
周时奉命前往北平与张友恒会合，她身穿厚旗袍，脚踩绣花鞋，赶着小毛驴从北平妙峰山涧沟村到西直门。不巧的是，到了城门口，周时被日本宪兵队的头目河端伍长拦下检查身份。
周时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随手亮出自己的“良民证”。“良民证”上注明的是“涧沟村人”，可当时日本人尚未在涧沟村发放“良民证”。
看出问题后，河端伍长以“通共嫌疑分子”的名义，将周时关进了日本宪兵队。
为了从周时口中套取有用信息，敌人威逼利诱，甚至威胁将其活埋，但周时始终没有松口，并以绝食抗争。
2月9日，是周时被捕绝食的第6天。吃饭时间到了，特务将饭菜摆上桌后，让周时坐在了上座。河端伍长劝她吃饭，但周时还是坚决不吃。就在相互僵持之时，走进来一个身穿黑皮袍、头戴小帽的男子。来人正是张友恒。
这次，张友恒是被河端伍长特意“请”来的。
原来，在几天的审讯中，河端伍长很“欣赏”周时的刚烈，觉得可以加以利用，计划将其收服后再打入八路军内部。于是，河端伍长决定派人进城，找周时的丈夫李才（张友恒当时的化名）来感化她，从而实现他的计划。
在特务李级三奉河端伍长之命找上门后，张友恒马上将情况汇报给了北平的党组织。张友恒分析，敌人并没有将他直接带走，只是通知他过去，这表明周时的身份可能并未暴露，所以他决定冒险到宪兵队一趟，并让组织随时做好撤离的准备。
为了稳住特务李级三，张友恒请他吃饭。席间，张友恒表示周时是自己的媳妇，3年前被八路“裹走”了，他请李级三在河端伍长面前替自己和妻子说好话。之后，又递上100元钱，李级三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到了宪兵队，张友恒交代，周时虽然是自己妻子，但多年来一直没什么联系。日伪给张友恒下达了任务，那就是“感化”周时，让她为日本人做事。张友恒由此确认，妻子并没有暴露，日本人也没有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于是他将计就计，痛哭流涕地当着日军的面与周时交流，让她假装同意为日伪做事。
张友恒的一番精彩“表演”麻痹了河端伍长，加之特务李级三从中说好话，河端伍长觉得张友恒就是一个老实的小商人，便放松了警惕，留下夫妇俩说私房话，让张友恒再劝劝媳妇，别执迷不悟。
之后，张友恒每隔几天就会到监狱探望周时，还时不时给河端伍长的情妇送礼物。周时此后也积极配合，表现良好，不仅开始吃东西，也不骂特务了，她表示想要跟丈夫回家，以便早日给日本人做事。
一系列的假象和枕边风成功迷惑了河端伍长，他误认为自己的“感化”措施要成功了，就放松了对周时的监视。
过了一段时间，河端伍长决定让周时“潜回”边区。河端伍长设计了一条“妙计”：3月8日半夜，周时趁看守“松懈”之际，从小屋后门溜出去，向西跑出二三里地后，日伪从其身后放枪制造追捕假象，装模作样到几个村子搜查一番，而后公开宣布周时已逃跑。
周时也将计就计，配合日伪的演出成功脱险，顺利回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后来，河端伍长一直苦等“情报”，可始终没有收到。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接头遇险，机智脱困
1948年6月14日晚上，张友恒又一次带着秘密情报，乘坐火车从天津返回北平。
按照计划，他在第二天下午两点与地下党员刘致祥接头，接完头便立即返回天津。
可意外出现了。
二人约定的接头地点，是北平东四牌楼路西福生牛奶铺子前的阅报牌处。张友恒提前来到这里时，并未发现可疑情况。
然而，当二人接完头正准备离开时，背后突然传来一声“站住”。就在两人回头看的当口，来人已走到身边，喝令二人马上跟他走。
张友恒判断来人是特务，为了拖延时间，他马上说：“先生，我不认识你。我旁边这位我也不认识，我是怡和化工厂的人，这是我的名片……”特务并未理会，只是不停地让他们二人上汽车。
张友恒发现路边停有一辆黑色小汽车，车上还坐着人。他意识到再不采取措施情况会更危险，一旦汽车开过来，他俩只能束手就擒。
瞅准时机，张友恒用手里的皮包对准特务的头猛砸过去。撕扯中，张友恒的衣服被特务一把揪住，他急中生智，顺势脱掉上衣，来了个“金蝉脱壳”。与此同时，刘致祥趁机骑自行车逃离现场。
这一下特务慌了神，急忙掏出手枪，对准张友恒连开两枪，将已经跑出20多米的张友恒击中。
张友恒摔倒在地，鲜血直流，一摸才知道是右腹部中弹。他强忍着疼痛站起来，用手捂住伤口，不顾一切地拼命奔跑。由于对北平街道比较熟悉，张友恒顺着胡同三拐两转，最终成功甩掉了敌人。
这件事在当时影响较大。
1948年6月25日北平的《世界日报》《北方日报》分别以“潜伏共党分子警部又捕二名”和“警备部破坏地下电台一处”为标题报道了相同内容：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与有关工作方面，于日前侦悉本市怡和化工厂之营业部主任李仲函即系前案之在逃人犯，并有同党多人匿伏于该厂经理陈庆霞家中，该犯等并私自架设特工收发报机及电台……旋即查悉，李仲函即系在逃李才之化名……
而这里提到的李才，就是张友恒。
张友恒是如何被特务发现的呢？这件事多年后才查清楚。原来，刘致祥进城期间曾借住在一个叫谢文凯的人家里，谢文凯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机构控制，出卖了刘致祥。特务正是跟踪刘致祥，才发现了前来接头的张友恒。
张友恒负伤之后，党组织请了协和医院的一位外科大夫为他治疗。脱离危险后，张友恒又在北平城里秘密休养了一个多月。1948年8月下旬，他辗转回到了解放区平山县，结束了情报工作生涯。
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张友恒在极端危险的环境中，成功建立和维护了地下情报网络，为党组织提供了关键的情报。在面临生命威胁的时候，他始终把党的工作放在首位，展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斗志。
他的事迹后来被改编成电影《地下尖兵》，编剧正是刘致祥。那次受伤脱险的经历也成为电影的重要情节。
(来源：原文出自《河北日报》2024年7月25日10版，作者孟峰磊，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