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敌后战场上，除依靠人民大众和武装部队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公开的斗争之外，还有一条与之紧密配合的无形的战线——情报网。作为一种特殊的隐蔽斗争，情报工作在抗战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充分利用冀东根据地的战略区位，获得伪满洲国、北宁线与平津等地日伪情况的重要情报，1941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伍彤、史拓等人到冀东开展情报工作。1942年8月，增派任远(刘杰)、宋敏之、李培德、石铁生等人带两部电台到冀东，成立了由冀东地委直接领导的东北情报联络站。其后又分别在滦东、路南和滦河以西的基本区，建立三个联络站，并迅速打开了局面。
由任远负责的滦东地区联络站，在与冀东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政委李楚离汇合后，同东北工作委员会的联络站合在一起工作，对外番号叫“燕山部队”，在滦东地区的名称叫军区联络部。联络站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侦察敌情，掌握敌人的动态与变化，有了情报及时送给上级或指挥机关，以便根据情况决定我党我军的行动，伺机打击敌人，为挺近东北做准备。由于滦东是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日伪的控制非常严密，给开展情报工作带来很多艰险。但情报工作人员胆大心细，迎难而上，通过认真分析，他们首先找到了可以充分利用的有利条件。滦东地区历史上去东北经商的人很多，几乎村村都和东北有关系，便于联系和隐蔽；这一地区的人民深受日伪压迫，苦大仇深，有较好的抗日斗争基础，开展情报工作一定能取得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滦东地区情报联络站，主要活动在秦皇岛地区，以山海关为重点，在秦皇岛、北戴河等地建立了十几个重要情报组或联络点。情报人员和当地党政干部共同努力，机智勇敢，机动灵活，巧妙地把情报工作与统战、敌工等项工作结合起来，很快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到1943年5月，已经争取了一些伪大乡长、警察署长、镇长、商务会长、自卫团长等敌伪头面人物，团结了一些秦皇岛港中高级员司、中学校长等开明士绅或社会上层人物，促使他们参加或同情抗日工作，甚至连伪临榆县长和警备队长也同意建立联系，帮助抗战。抚宁蚂蚁沟的伪保长和榆关、北戴河、平市庄伪大乡长，都被教育感化，自觉为抗战做事情。海阳、秦皇岛、山海关等三处敌伪据点附近的伪大乡长，基本上都能为我所用，有的还成为情报人员的关系人，为联络站提供有价值的日伪活动情报。情报人员还打入敌伪心脏，在伪军警机关内部建立关系，扩大情报来源的范围。
联络站还配合地方工作人员，抓紧开展地下组织与基本群众工作。先后建立了山海关铁道支部和柳江煤矿党支部，在城市基本群众中也发展了一批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经情报站张庸（伍彤）、王钧两人发展的就10余人。这些地下工作人员积极肯干，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缜密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情报，及时报送给联络站或地下党组织，出色地完成了有关任务。
随着滦东根据地发展壮大，秦皇岛地区包括情报工作在内的抗日活动日趋深入，日伪统治陷入了十分被动的处境。对此，敌人采用搜捕、镇压和软化拉拢等手段，千方百计地破坏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和情报系统。汉奸特务通过柳江的一个伪保长，把联络站负责人任远的通讯员王琛拉下水，使其于1943年6月叛变投敌。由于王琛的出卖，致使部分情报人员牺牲或被捕，一些关系人暴露，情报工作受到严重损失，联络站暂时停止了活动。
中央晋察冀分局建立的滦东联络站虽遭重创，但秦皇岛地区的其他情报网依然正常运转，其中迁卢抚昌情报系统的工作尤为出色。这个情报网是1943年春，由冀东十二团建立并直接领导的，分设三个情报站：一是西站，以段家沟为中心，主要负责卢龙、迁安的敌情；二是南站，以骆驼营为中心，主要负责昌黎、抚宁南部的敌情；三是北（东）站，以石槽峪为中心，主要负责抚宁大部分地区的敌情。这三个站从上到下建立起侦察员、内线、关系人融为一体的骨干队伍，形成了一个敌情我明、敌动我知的网络系统。领导机关、各种兵力的每一次安全转移，部队每打一次胜仗，大都与情报人员事先提供的准确情报有关，情报工作被各级领导称赞为抗日斗争的耳目和神经。
1945年1月，在十二地委的领导下，滦东情报联络站重组，恢复了正常工作，化名“泰山部队”。当年4月，这个联络站的组织进一步扩大，由冀东区党委直接领导，继续活动在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情报人员冒着随时可能被捕和牺牲的危险，与日伪巧妙地周旋，努力收集敌人的军事、政治、经济以及特务组织分布和活动等方面的各种重要情报。鲁文、张布等人还机智地深入敌穴猎取军事情报，策动敌伪人员反正。1945年夏天，情报员张布在日寇占据并严格布控的秦皇岛港，通过三等员司刘静波的密切配合，搞出了秦皇岛军用海图，为配合我军向日本侵略者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壮丽征程——秦皇岛地方党史100年纪事》）